公元951年，郭威建立后周王朝，定都开封。后周之世，不仅国内需要加强统治，而且外部面临着契丹统治者的长期侵扰破坏。郭威一开始便着手进行了一些改革，包括对佛敦的进一步严格控制。他的改革，对中国北方社会情况的转变起过一定作用。周世宗柴荣以郭威的养子继位，继位后便坚决打退北汉刘崇和契丹的联合进攻，并继续推行一系列巩固封建政权的改革，包括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。如破格选拔有用之才，整顿科举，澄清吏治，下诏求谏；整顿军队，整编禁军，严肃军纪；保护生产，兴修水利，均定田租，改革税制，严惩贪官污吏，打击寺院经济势力？他是五代时期与唐明宗并称的君主，他的施政方略为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五代纷争局面奠定了基础。

       广顺三年(953)，柴荣以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。功德使管理僧、道，执掌出家、度牒、试经等事项，故他对僧、道两教的情况_『如指掌。同年，他即下令废开封府无名额僧尼寺院五十八所。即位(954)后，他对佛教采取严厉的限制方针和整顿措施。

       据《宋高僧传》卷一七《道丕传》载：
       世宗尹厘府政，嫌空门繁杂，欲奏沙汰，召（道）丕同议。时问难交发，开喻其情。且日，僧之清尚必不露于人前；僧或凶顽而编游于世上。必恐正施穗菱草，和兰苣而芟；方事淘澄金，逐沙泥而荡。……况天下初平，埯癀未合，乞待后时搜扬未晚。……世宗深然其言，且从停寝。及世宗登极，丕谓僧曰：吾皇宿昔有志，汝当相警护持。

       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，周世宗废佛之意酝酿已久。

       显德二年(955)，周世宗在处理逃户庄田后，即正式实施废佛，剥夺寺院经济。五月六日下敕，其主要内容有：“男子有父母、祖父母在，别无儿侍养，不听出家”；“曾有犯遭官司刑责之人，及弃背祖义母、父母逃亡，如奴婢、奸人、细作、恶逆徒党、山林亡命、未获贼徒、负罪潜窜人等，并不得出家剃头”；“今后有向曾在军门，面带琨痕，逐处寺院辄敢容受者，其本人及师主”等，均予“重行科断”；“有僧尼俗士，自前多有舍身、烧臂、炼指，钉截手足、带铃燃灯，诸般毁坏肢体、戏弄道具符篆、左道妖惑之类，今后一切止绝”；“有怀才抱器，或武或文，寄迹空门，莫遂展志，其中有愿出仕宦者，仰逐处长吏，发遣赴阙：少壮骁勇之人，愿在军门者，亦仰申奏，必当量材录用。若僧尼中有情愿归俗者，一切听许，所在不得搅扰”；“今后僧尼，不得私剃头”，“不得私受戒”（《五代会要》卷一二）。“诸道州府县镇村坊，应有敕额寺院，一切仍旧。其无敕额者，并仰停废；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，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”；“今后并不得创造寺院兰若。王公戚里诸道节刺已下，今后不得奏请创造寺院及请开置戒坛”（《周世宗纪》，《旧五代史》卷一～五）：命“两京诸州府每年造僧帐两本”，“今后僧尼籍帐内无名者，并勒还俗”（《五代会要》卷十六）：
       这一敕令的执行结果，据《旧五代史》卷一一五《周世宗纪》记载，当时“所存寺院凡二干六百九十四所，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，僧尼系籍者六万一千二百人”？存寺数与废寺数相比，仅卜三分之一而已。

       同年九月一日，据《新五代史》卷一二《周本纪》等记载，周世宗又“诏禁天下铜器，始议立监铸钱”。“是时中国乏钱，J7J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，尝日：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，而以利人为急，使其真身尚在，苟利于世，犹欲割截，况此铜像，岂其所惜哉？由是群臣皆不敢言。”其敕令曰：
       国家之利，泉货为先。近朝以来，久绝铸造；至于私下，不禁销溶；岁月渐深，奸弊尤甚。今采铜兴冶，立监铸钱，冀便公私，宜行条制。起今后除朝廷法物，军器官物及镜，并寺观内钟、磐，钹、相轮、火铢、铃铎外，其余铜器，一切禁断。应两京诸道州府铜像器物诸色装铰所用铜，限敕到五十日内，并须毁废送官；其私下所纳到铜，据斤两给付价钱。（《五代会要》卷二十七）

       上述资料表明，周世宗废佛主要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虑。

       周世宗在位之时，已是五代之末，作为一个有为的君主，他试图完成统一大业。因此，在他即位之日起，便着手兴礼乐、敷文德、记所以，实行儒家的政治统治，“区区五六年间，取秦陇，平淮左，复三关，威武之声震慑夷夏。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，考制度、修《通礼》、定‘正乐’、议《刑统》，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。”（《周本纪》，《新五代史》卷一二）五代时期的北方佛教，不仅在戒律制度方面已十分松弛，而且对于政治的统一具有潜在的不利因素；从儒家宗法伦理角度看，对佛教教团作彻底整顿，废除淫祠，是完全必要的。五月六日的敕命，重点在政治原因的考虑。

       同时，为做好统一全国的军事准备，周世宗在加强经济恢复工作的时候，不得不对寺院经济采取剥夺的手段。九月一日的救命，其重点在经济原因的考虑。据《黎阳大呸山寺准敕不停废记》所载：“今皇帝君临区宇，视黎元如子，虑一夫不耕天下有馁者，一妇不织天下有寒者，向乃颁行天命、条贯僧居，有敕额者存，无敕额者废。非轻释氏，用诫游民：……”（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二一）又据《镇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记》说，宋太祖于开宝二年f 969）巡访龙兴寺时，对臣下说：“朕忆得先皇显德年中，世宗纳近臣之议，以为奄有封略，不过千军，所调租庸不丰，边备校贯屡空，于军实算口莫济于时，口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铸以为钱。”（《金石萃绵》卷一二三）。

       周世宗废佛是五代王朝佛教政策的终结。它表明，后周封建王朝决心通过恢复儒家的政治统治，加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建设，重建大一统的封建政权。佛教的思想理论、寺院经济不利于统一政治的建立，周世宗从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出发，实行王权对教权的绝对统制，并且取得成效，它标志着佛教史的新一页的开始。在经济领域，通过对佛教寺院经济的削弱和整顿，为统一战争的军事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。据载，为了解决政府钱币缺乏的困难，在作出“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”的决策时，他力排众议，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气概。此后，传说镇州大悲佛“极有灵验”，人莫敢近。周世宗听说后，即亲自前往，持斧破佛面胸，“观者为之栗栗”（见《佛祖统纪》卷四二）。

       周世宗废佛，是中国佛教史上“三武一宗”之厄的最后一次，集中体现了佛教在中国所遭受的命运和所处的地位。它结束了佛教教团相对独立于世俗政权，以及佛教僧侣相对脱离于世俗政治的时代。它也改变了佛教的理论研究传统，进入专注于宗教实践的时期。

       周世宗废佛，与以往三次废佛的不同之处是，它采取的方式比较温和，反映了统治者对佛教认识的深化和政策的成熟。这次废佛由于不存在佛、道之争的因素，所以整个过程并不显得激烈残酷；废佛目的也并非彻底消灭佛教，而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内限制佛教影响，使之更有效地为世俗政权服务。可以说，周世宗看到佛教流传过程中的弊病，又鉴于当时朝廷对人力、物力的迫切需要，他所实施的主要是对佛教的整顿，而并非彻底破坏。显德三年(956)十一月，“诏废天下淫祠，仍禁擅兴祠宇：如有功绩灼然，合建置庙貌者，奏听敕裁”（《五代会要》卷一六）。可见周世宗废佛是有计划的、有限度的；只要对国家有“功绩”，便当另行对待。又据《永兴军牒》碑文，“永兴军中，除见有敕额已存留寺院外，敕通勘到在城应管无敕额口有名额及近置寺院共计伍拾肆处，内肆拾壹口口停废外，余有壹拾叁处无敕额，从来口口院建置年深，……”（《金石萃编》卷一二一）。由此看来，一些建置年深的寺院一般也都受到了保护。